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内在要求。这个进程还没有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30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要加快工业化与城镇化步伐，与一个关键因素，也就是人口因素有关。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农业人口到现在仍超过半数。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远没有完成。这既是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巨大压力与动力，同时也是中国经济需要保持适度增长的重要前提。

　　其次，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调整中国经济内在动力结构的基本条件。近30年来，中国经济主要是依靠投资与出口这两个轮子来拉动的。中国之所以要这么做，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和中国自己需要有相应的积累有关。没有这30年的积累，中国经济不可能做到现在的规模；没有这30年的投资，中国的工业化也不可能做到现在的水平。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某个环节的问题，而是整个结构的问题，是在内外部因素都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调整投资、消费与出口的比例关系问题。尤其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只有在适当的经济增速中进行动力结构的渐进式调整，才能使经济保持平稳运行。

　　这就涉及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适时调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更是化解当前和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遗留问题的必要条件。中国经济现在之所以陷入诸多的两难之中，其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它的非均衡性，或者说二元性。现在，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要素结构的调整，既可以为当前的经济矛盾解套，也可以从根本上缓解历史痼疾。

　　由此观察，中国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不仅仍有条件，而且仍有必要，只是它的动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对此，或许要予以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