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引爆全球性债务危机为开端，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重灾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相继陷入“失去的十年”，波兰外债危机更催生了团结工会，由此启动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程。

　　当时中国也与墨西哥式债务危机几乎擦肩而过。1978年，我国进口猛增51.0%达到108.9亿美元，导致当年在连续两年顺差之后出现11.4亿美元逆差，是新中国建国截至当时年度贸易逆差最高纪录，比此前年度贸易逆差最高纪录6.5亿美元(1974年)高75.4%，其后1979、1980两年贸易逆差进一步攀升到20.1亿美元、19.0亿美元，直至1981年才在强力控制下降到0.1亿美元。

　　为了偿付进口，我国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197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从上年末的23.45亿美元锐减至1.67亿美元，减少21.78亿美元，降幅高达92.9%，当年支付进口比率(外汇储备额除以平均月进口额)下降到0.18，为1969年以来最低水平，而通常认为国际储备安全线为3个月进口水平。1981年，我国又抛售了13万盎司黄金储备，年末黄金储备从上年的1280万盎司减少到1267万盎司。

　　百般筹措之余，由于无法偿付进口技术和设备，我国仍不得不在国际金融市场利率高涨之际借入高息现汇资金，年息高达15%，且半年结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这样，1979年我国财政出现了1957年以来的首次国外借款35.31亿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合22.7亿美元)，1980年国外债务还本付息便高达24.40亿元(按当年汇率折合16.3亿美元).1981年1月，我国更不得不公开宣布无力执行1978年已签约的一批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信誉遭受重创。

　　问题已经摆了出来。如果说“货币战争”第一阶段，中国面对的压力是通货膨胀、资本流入、资产泡沫，那么在可见的第二阶段，中国将如何应对资本外流？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泡沫破灭，会在中国上演吗？虽然还名义上拥有，但实际上已经几近无效的资本管制，还会像之前一样保护中国经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