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之后有大旱

　　随着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落地，加上10月5日日本央行决定重新实施零利率政策，并创立总额35万亿日元的基金用于购入资产，发达国家央行的这一系列举措，使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滥发货币的“货币洪灾”已成事实。

　　核心国家主导的这场“货币洪灾”，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这场“货币战争”的影响和后果如何？笔者认为，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判断，不能拘泥于当前，而需要在两阶段货币战的跨度上审视，因为竞争性的汇率贬值和放松货币供给仅仅是货币战的第一阶段，核心国家重新收紧货币政策才是真正产生冲击的第二阶段。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输出通货膨胀压力还不是货币洪灾的最大冲击；正如大水之后常有大旱一样，以重新收紧货币政策为特征的货币战第二阶段将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

　　发达国家滥发货币，导致全球通胀提升，最后发达国家央行不得不大幅提升利率，将导致全球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核心市场，导致新兴市场泡沫的破灭。这将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带来灾难。历史上已经有过类似一幕。

　　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发西方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的货币战争，西方主要经济体步入“奔腾式通货膨胀”时期，利率水平提升相对滞后，导致1974~1977年扣除通货膨胀后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连续4年为负数，1975~1980年间平均实际利率为0,1970~1980年平均实际利率也只有0.4%。

　　在此背景下，其他国家纷纷加大力度利用西方债务融资，即使与西方阵营敌对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苏联当时将引进外资列为战略措施，其“九五”期间引进西方资本共计176.61亿美元，其中1973~1975年间引进145.32亿美元，占82.3%，是苏联从西方借贷的最高年份，且有的单项大宗贷款超过10亿美元。

　　然而，到了1980年代初，这场后发国家债务融资的盛宴，便因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铁腕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而告终。他的铁腕造就了“耶稣以来最高的实际利率”(时任西德总理施密特语)且长期居高不下，美国优惠利率(年率)从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和1982年中的15.3%，欧洲货币市场的伦敦同业拆放利率从1976年的6%提高到1980年的11.6%和1981年的14.3%，债务融资条件急剧恶化。

　　以1982年墨西哥无力偿还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