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羊”未必被“补牢”。全球对于美国的新监管方案理应保持一定的审慎。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应敢于否定发达金融市场既定的规则，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许多最根本利益并没有被这些监管方案考虑进去，一旦这些监管方案成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新规则，那新兴市场国家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

　　世人已经注意到，美国号称历史上最严厉的新监管方案，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堵上漏洞，而为了给银行松绑，近期巴塞尔委员会把还没有开始执行的资本和流动性约束放宽。由此，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深入研究监管方案，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就得敢于否定发达金融市场既定的规则，不应在假设发达国家金融框架合理性的前提下，界定新规则的合理性、公平性和完备性，否则会被再次误导。笔者认为，现在值得担心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许多最根本利益并没有被这些监管方案考虑进去，如果这些监管方案真成了未来国际金融市场的新规则，那新兴市场国家在将来国际金融活动中甚至在各国的市场监管上仍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

　　我认为，30年代大萧条以后建立的《1933年银行法》，即大家熟悉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才是最严格的监管法案。该法案严格规定了银行的分业经营的模式，约束银行保持较保守的传统服务，限制投资银行职能保持市场中介的本色。因为花旗与旅游者的合并，实质性地让分业经营模式名存实亡，《格拉斯-斯蒂格勒法》在1996年解体，混业经营时代来临。笔者无意讨论混业经营模式是否本次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只是提请大家注意，最早的“沃克尔规则”，实际上就是要回归分业经营模式。这至少说明，美国的危机反思，实际上认定混业经营模式是风险和危机的根源。

　　但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魔鬼被放了出来，再要关回去是不可能的了。据报道，靠了4亿美元的重金游说，最终使新金融监管法案与巨大的利益群体达成妥协，银行完全剥离衍生品，严格限制风险交易的规定被3%的投资比重替代。而巴塞尔新协议实际上有十年的缓冲时间，但却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把最关键的资本和流动性约束放松了。谁能保证这不会孕育下一轮危机的巨大风险？

　　由此看来，“亡羊”未必被“补牢”。全球对于美国的新监管方案理应保持一定的审慎。根据历史的经验，遭遇无妄之灾的新兴经济体，在认真研究新规则，取其精华的同时，切莫疏忽了这些新规则仍然存在的误区和漏洞。

　　比如，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是否必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