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现已基本融入全球经济中,随着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国际间交往联系日益增多密切,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因而不可能让我们置身事外、不受影响。其实,这次危机对我既有严重不利影响,也有重大正面影响。其中,最大最主要的:

　　一是对我国经济社会运行造成巨大冲击。这次危机导致美、日、欧盟等相继陷入经济衰退,我国外部市场需求急剧下降,外贸出口大幅萎缩,外向型行业尤其是中小型出口企业遭受重创,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问题迅速凸显,国内供求失衡矛盾迅速激化,部分行业盈利下降、生产经营困难,一些中小企业倒闭,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就业压力加大。

　　二是有利于我们统一认识,更加坚定我们走自己的路。这次危机再次清楚表明,欧美等国家的体制机制、发展模式是有缺陷的,其国家分权体制、多党制、民主制等存在局限性,体现在国家管理上就是国家外部调控与社会自我调控(即经济中的“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未能合理分工、并用并重,“一手硬、一手软”,从而有助于我们统一认识、形成共识,更加坚定我们立足本国国情,创建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开辟自己的发展道路。

　　从积极角度可以说,这次危机影响为我们推进改革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性机会。这是因为:

　　第一,这次危机不仅暴露了发达国家存在着国家管理不完善、发展难以持续等弊端,削弱他们的优势影响,而且客观上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带来一定冲击,有可能减轻我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和被动干扰,形成对我有利的国际力量的对比消长与国际格局的调整变化。

　　第二,这次危机在比照中也凸显了我们自身所存在的矛盾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矛盾与结构性问题。如我们在国家管理上也没有做到国家外部调控与社会自我调控合理分工、并用并重,同样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这次危机为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谋取国家长远健康发展提供了参照机会。

　　第三,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化等。改革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分歧和越来越大的阻力。危机常常是改革契机,压力可以变成动力。因此,只要引导得法,这次危机将有助于我们增加改革共识,减小改革分歧和阻力,能为我们继续推进改革提供动力条件支持。

　　当前,危机对我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还没有结束,我国今后经济发展前景还不太明朗,存在着两大“担忧”:

　　一是存在出现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发的“滞胀”的担忧。这种担忧并不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上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在应对30年代大危机、取得一段时期增长繁荣后,曾普遍出现过严重“滞胀”局面。今天的“滞胀”在形式表现上可能与以前不一样,但产能过剩严重、资产泡沫膨胀无疑应是变相的经济出现“滞胀”的前兆。

　　二是存在出现经济运行时好时坏、反复波动的“低速徘徊”的担忧。这种担忧同样不大,但比“滞胀”的担忧要大。日本上世纪90年代危机后就出现了“日本失落十年”的“低速徘徊”局面。如果应对危机不当,政府投资与政府推动性消费始终强于社会投资与居民自主性消费,那么,我们很有可能也会陷入“低速徘徊”局面。

　　存在两大“担忧”的主要根据是:

　　其一,我们存在着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这次危机何时结束?后续变化怎样?等等,都充满了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从目前情况看,尽管美国应对处理危机的措施方法比以前已有重大改进,但由于仍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注重治标而不是治本,不可能从国家体制管理的根本上解决危机。因此,美国及世界的后续危机如何发展、结果怎样,我们的外部市场需求状况何时好转、好转到什么程度等,现在都还难以准确断定。特别是我国自身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业已形成的过分依赖出口、过度重视GDP增长、资源环境付出代价较大、协调性平衡性不够等的不合理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得到多大改变还是一个未知数。

　　其二,我们还没有做到理性应对处理危机。自19世纪20年代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分析危机产生原因、探索危机解决办法,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彻底消灭危机。时至今日,人们在探索应对解决危机的理论方法上还没有取得理想成果,对危机还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没有科学理论方法,不能理性应对处理危机,我们就难以解除影响制约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性障碍。

　　其三,我们面临着应对处理危机本身所存在的复杂难度的挑战。应对处理危机需要标本兼治,但治标与治本在手段途径、目的要求、对象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尤其体现在“两手”作用发挥上,从治标到治本不仅有较大调整甚至180度转变,而且其调整转变还必须适时果断。如果说治标朝左,必须“迂回退却”;那么治本就朝右,必须“径直进取”。治标往往是以“反动”治本、影响甚至牺牲治本为代价的,是以积累更大危机风险来换取缓冲时间的,过期过度治标必将妨碍破坏治本;治本一般是以“成功完成”治标为前提的,是以“纠正否定”治标为要求的,超前或滞后治本都不可能取得应对处理危机的预期理想结果。这一复杂难度对现实操作提出了很高要求:一是要能掌握足够信息,确立合理评判标准,必须对国际国内形势及经济运行走势作出及时准确判断;二是决策领导者要保持高度清醒与自觉,必须既能坚持“迂回退却”不动摇,也能果断“纠正否定”不迟疑;三是广大民众要做到理性与理解,既不会对治标的“迂回退却”说三道四甚至干扰破坏,也不会因治本的“纠正否定”而蔑视权威或无所适从。显然,达到上述要求看起来不难,做起来却很难。应对处理危机本身所存在的这一复杂难度,对我们成功解决危机、恢复和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客观上存在着不小的障碍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