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从花旗银行、汇丰集团、渣打银行等外资银行的分析报告中获悉，这些国外机构普遍对中国刺激政策逐步退出、房地产新政出台、地方投融资平台清理、经济转型存在难度等因素或将拖累中国经济表示出了不同程度的忧虑。

　　与之相较，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学陶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虽然中国经济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从长远来讲，中国新的超级因素在于城镇化。城镇化可以使得中国的消费走向下一个阶段，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会引爆一轮消费热潮。

　　巴曙松告诉记者，目前中央政府希望把城市化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高房价是反城市化的，中央已经很明确地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从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决策层不太可能重拾房地产来挽救经济下滑。

　　刘元春表示，目前宏观经济制定应当为适应周期性的过渡期和结构调整的拐点期服务，而非绝对地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其一，宏观经济目标应该适当调低，并适当调高通货膨胀的目标。其二，不宜过度采取行政措施寻找下一个周期的增长源泉。其三，短期宏观政策应该注意下滑力量的滞后性和同步爆发性，重视调控政策叠加效应等。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表示，大家不应该对经济下滑过于担心，速度回落不一定是坏事，牺牲一点速度，换来的是更长期、更健康的增长。